徐悲鸿(1895～1953)对中国人物画进行了可贵探索，为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针对当时以模仿古人为能事，完全丧失写生能力之通病，提出「师造化，夺天工」的艺术主张，并以人物巨构为起步，以克服当时中国画中不见人之活动的最大缺憾。他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画，歌颂中华民族感人至深的优秀精神。徐悲鸿也正是在水墨人物画领域 ，取得了相比于其他画科更高的艺术成就 。
抗战时期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徐悲鸿先生从1937年8月，随中央大学迁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到1946年7月，到达北平，就任北平艺专校长。他在重庆一共度过了10个春秋。可以说，这10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先生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以人物为主，描绘现实生活改变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画中没有人物活动的落后状态。他身体力行，拿起如椽巨笔，绘制了很多锐意革新的杰作。诸如此作《巴人汲水图》即为其中之一。
《巴人汲水图》描绘的是当时蜀地人民汲水的生活场景。水在山城，来之不易。徐悲鸿先生来到重庆，映人眼帘的第一道风景线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汉子，他们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使画家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艰辛，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重庆人世代相传的抗争精神。就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生活细节，深深地触动了艺术家创作灵感。当时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战火荼毒，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凄苦不堪，先生忧从中来，奋笔创作了《巴人汲水图》系列作品。
本幅《巴人汲水图》画面以薄雾升腾的远山为背景，在构图上匠心独运，使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异彩。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近景舀水、中景登高、远景前行以及背景远山4个段落，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4个人物。舀水为近景特写，人物表情刻画细腻，描绘一衣着褴缕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登高，描绘一赤臂裸腿的壮硕男子，肩负着重担，吃力地攀登着陡立而漫漫的石梯。前行，绘制了2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他们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比较轻松地急行。
画面段落之间，用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的石阶融汇贯通，石阶和岩岸先用淡赭色加湿笔水墨，少渴笔与焦墨，温润浑融，极少枯涩。染出大的体面关系，再以墨线勾勒，顿现层层的整齐排列的岩石阶梯，之字形排开，错落有致。画面中间留白更显出石级的曲折，两侧几枝怒放的梅花一挥而就，梅花则先用尽情挥洒的浓墨在宣纸上绘出枝干，再以白粉点出花瓣，清丽典雅，一尘不染，既映衬出江岸的陡峭，更使画面色彩丰富。怒放的梅花不但对画面起到了很好的点缀作用，更是作者对于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铮铮傲骨的讴歌。
人物是《巴人汲水图》画的主体，整个画面突出物像的神韵，主题思想上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技法上，用西洋的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能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就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体的健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构思、创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意。画中山石画法极具笔墨功夫，通过虚实、粗细、浓淡、枯润、轻重等变化消解了单纯的轮廓线，使外轮廓与体面融为一体，既描述形又表现了体面，既有笔又有墨，这种富有个性的笔墨表现形式更能体现出徐悲鸿追求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虽然人物是此画的主体，亦有山水画及花鸟画的成分，为此作不同于其它《巴人汲水图》一大亮点。
自作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诗文充溢着画家对于当时百姓生活凄苦的同情和悲愤之情，也体现了他利用手中的画笔为黎民写照的历史使命感。徐悲鸿先生在战时首都重庆国难当头的大气候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使这位本来就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画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正因画家对劳动人民的体恤之深，使这一画作至今仍能深深震撼当今世人。
《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国画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最高峰，在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是可以流传后世、影响中西的世界级名画。此幅《巴人汲水图》与上拍的那幅同创作于1938年，可见徐悲鸿先生对这一主题的重视。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
《巴人汲水图》所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以及几代中国人民族精神之火的传递，中华民族正是利用这样看似原始的「巴人汲水」精神，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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